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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場化配置與產權市場命運——產權“生產要素生命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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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場化配置與產權市場命運

——產權“生產要素生命論”探討

常修澤 何亞斌

(2020年5月18日)

近期,網絡和報刊上大規模地涌現關于“生產要素”、特別是“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或文章。在中國面臨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疫情沖擊、即將走出“戰時經濟體制”而逐步轉入正常經濟軌道的新形勢下,讀到這些滲透改革精神、堅持“要素市場化”配置導向的文件文章,我們深感欣慰。與此同時,見上述文件文章所示未來中國“五大要素市場”總體設計和專項“市場”設計中,沒有提及“管理要素市場”或“企業家市場”,也沒有單獨出現“產權市場”,我們也多少有些遺憾。

近日,接《產權導刊》朋友反饋,產權交易界諸多從業者同行和有關監管者朋友,對此有所憂慮。一些同志提出疑問:如此重要的“要素市場化”配置為何沒有“產權市場”的提法呢?希望就此問題做出必要的廓清。我們認為,準確理解生產要素的內涵、產權與生產要素的關系,以及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機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清產權市場發展的新趨勢。本文探討四大問題,與經濟理論界特別是產權界朋友共同切磋。

一、生產要素范疇究竟包括多少元素——我們的理論認識

我們認為,“要素”(factors)的要旨在“素”,是指構成事物的必要元素,即構成一個客觀事物的存在并維持其運動的必要的最小單位,乃組成系統的基本單元。根據《政治經濟學大辭典》的注釋,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是指“生產某種商品時投入的各種資源” 【[1]】。至于在人類社會生產中究竟有多少生產要素,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拓展和深化的過程。根據我們的理論積累,由窄到廣,大體有以下五種內涵。

(一)兩要素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統計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在其《賦稅論》中有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他認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勞動和土地,而課稅的最終對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勞動和土地,成為創造財富的“兩要素”。我們當年通過學習《政治經濟學史》已經明瞭這一點。

(二)三要素論

100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威廉·配第的成果,但增加了資本要素。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他認為全社會生產的年產品價值由不變資本價值、可變資本價值和剩余價值三部分組成,即C+V+M。進而他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重點是資本、土地生產要素所有權對剩余價值的分割,“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2]】。V+M體現了馬克思對于“勞動”創造價值的認定。勞動、資本、土地——馬克思的“三要素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權威觀點,一直流傳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后。

(三)四生產要素論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深入,傳統“三要素論”的內涵得到拓展。1997年9月十五大報告在談到“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時,明確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這里在“三要素”的基礎上明確地把“技術”列入生產要素范疇。

與我們產權交易市場相關的是,2002年11月十六大報告提出要“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這里第一位是產權市場。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一句,有現實可理解的一面,但在理論邏輯上也有不順的一面。對此,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們將加以展開分析。

一年后,邏輯不順的情況有所矯正。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提出“大力發展資本和其他要素市場”。其中要求積極推進“資本市場”建設,以及“加快發展土地、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并從現實操作角度,強調“規范發展產權交易”。

(四)五生產要素論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在“健全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制”的論述中,除前面提到的四要素外,增加了“管理”要素,從而形成“五生產要素”論。“管理”要素的確立,意味著人們對企業家等管理者已經給予高度重視。

(五)七生產要素論

“五要素”提出后,伴隨信息革命的興起,又一新的要素——“信息要素”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在研究中,人們開始意識到:信息是可以創造價值并能進行交換的無形資源,是現代生產要素的組成部分。但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元素單獨列出,對于我們來說,則經歷一個醞釀和“孕育”的過程。一開始,本文第一作者是把信息與技術放到一起探究的。例如,在2016年接受訪談時就這樣表述:“生產要素有老有新,但基本上就是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包括信息)、管理”,這里在“技術要素”之后特意用括號補上“信息”【[3]】。直到2017年6月16日,在國家行政學院所作的《用新思維推進新舊動能轉換》的報告中才提出:“我們說要尋找新的動能,很大程度要找這個新的技術。當然現在還有一種就是信息,信息將來有可能變成一個新的資源,跟技術并立” 【[4]】。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把與“信息”接近的“數據”,正式列入“生產要素”之中,而且把“知識”、“技術”分列為兩個獨立因素,原話是:“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就完整地形成了“七生產要素”論。

二、“產權”與“生產要素”是什么關系——我們的“生產要素生命論”

產權與生產要素到底是什么關系?這里闡述我們的“生產要素生命論”。簡要談三點認識:

第一,“從廣義上”說,“產權”是覆蓋到各種“生產要素”上的。

我們的產權理念,一開始八十年代也是“狹義產權”。只是到了21世紀初,隨著實踐的進一步展開和認識的深化,才逐步實現由“狹義產權論”向“廣義產權論”過渡。

過渡的標志,是本文第一作者2003年為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工作所提供的有關產權問題的基礎性內部研究報告——《論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產權制度》(是年5月20日上報中央《決定》起草組)。建議中央“從廣義上”把握“產權”。第一,在產權定位上,不應局限于狹隘的“企業產權制度”,而應超越企業層面,從更高的層次提“現代產權制度”;第二,在產權內涵上,建議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以及勞動力產權和管理產權等,“從而使要素產權體系完整化”;第三,在產權制度構成中,建議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四個支柱制度。

這次全會通過《決定》后,該內部研究報告2004年被允許公開發表。先是其“摘要本”公開發表在國家發改委所屬《宏觀經濟研究》上【[5]】,可貴的是,“全文本”受到《產權導刊》厚愛,破例加“編者按語”,說明緣由,將“全文本”分前后兩期連載【[6]】。這是產權界的一段佳話,也體現作者對《產權導刊》情有獨鐘。

《產權導刊》全文發表后,第一作者對產權的研究繼續拓展完善,于 2009年推出《廣義產權論》,其中,第一要義就是“廣領域”產權 。廣到哪?除了原來的“資本”產權之外,一是廣到天上,即“環境產權”(如碳排放權);二是廣到地上地下,如各類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等)資產產權;三是廣到天與地之間“人”的身上,如各種人力資本產權(包括知識產權、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等【[7]】。總之,按照作者的“廣義產權”理論,“產權”應該是能覆蓋到各種“生產要素”之上的。

第二,“產權”是“生產要素”的內在屬性,并構成其“生命”。

需要說明的是,前面說到的一度流行的“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一句,如果從不嚴格的現實市場來說,人們是可理解的,但嚴格來說,邏輯上是不順的。因為,這里的“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產權”與“生產要素”不是平行的關系,它是潛藏于“生產要素”之中的,即是說,每一種要素中都有自己的產權。土地要素中有土地產權,資本要素中有資本產權,勞動力要素中有勞動力產權,知識要素中有知識產權,技術要素中有技術產權,數據要素中有數據產權,管理要素中有管理產權,等等。

那么,十六大報告提出“發展產權、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里講的“產權市場”是什么?我們理解,指的是當時存在于現實的“各類資產”的產權交易市場。

第三,“產權制度完善”與“要素市場化配置”:中國經濟改革的兩大重點。

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作為重點”。基于此,2019年,本文第一作者在《改革與戰略》雜志發表《開放倒逼下的中國經濟改革“雙突破”論》鮮明提出,在當今開放倒逼下的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紛繁復雜的局面,需實行“雙突破論”,即通過產權制度的創新完善和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兩個“突破點”,來帶動新階段整個經濟體制改革【[8]】。

其中,完善產權制度,是改革的第一重點。具體來說,健全現代產權制度需健全四根支柱性制度:產權界定制度,產權配置制度,產權交易制度,產權保護制度。我們2019年合寫的《何亞斌對話常修澤:新階段中國經濟改革縱橫談》【[9]】,已專門談如何完善產權制度,本文不再贅述。

我們認為,“要素”(factors)重在“素”,即元素或資源; “產權”(property rights)重在“權”,即權利或權益。各項生產要素的根基和載體都涉及產權制度,在實踐中各項生產要素的配置和流轉都涉及產權交易。產權不同于一般的生產要素,而是高于一般生產要素的權利。可以說,產權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生命和精髓。這就是我們所持的產權:“生產要素生命論”。

三、關于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與“產權市場”的位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重點,就是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鑒于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根源在于要素配置扭曲,因此,要結構轉型、推動高質量發展,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完成這項重大任務,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出臺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下面結合要素市場,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牢牢把握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四大原則

《意見》提出了四大重要原則:“一是市場決定,有序流動。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暢通要素流動渠道,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二是健全制度,創新監管。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完善政府調節與監管,做到放活與管好有機結合,提升監管和服務能力,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三是問題導向,分類施策。針對市場決定要素配置范圍有限、要素流動存在體制機制障礙等問題,根據不同要素屬性、市場化程度差異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分類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四是穩中求進,循序漸進。堅持安全可控,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培育發展新型要素形態,逐步提高要素質量,因地制宜穩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我們認為,上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四大重要原則十分重要,把“市場決定”放在第一位,特別重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這個原則,是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在疫情暴發時期的“非常時期采取非常舉措,是對的,但從經濟運行原則說,這是‘原則的例外’,不是‘原則的例內’”。“大疫過后、國際環境危機過后,進入恢復正常秩序的階段,我們應適時地轉入‘原則的例內’,經濟運行還是要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而不應“把疫情期間的一些做法凝固化、機制化、神圣化”[10]】。中共中央、國務院之所以此時出臺這樣的《意見》,是堅持正確改革發展方向的舉措,我們必須牢牢把握。

(二)關于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內容:建議擴展為“六大要素市場”

目前報刊見到的要素市場體系,內容表述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五大要素市場體系”。這種表述涉及兩個大問題:

一是關于知識與技術市場問題。我們認為,去年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所表述的知識要素和技術要素之間,雖有交叉但并非同一概念,將來應細化為知識與技術兩個并列的市場。在我國技術要素市場化起步期,鑒于日常運用存在著交叉,《意見》初步將頭腦中的“知識”與實際形成的“技術”合并為“技術”,暫在一個市場上運行是可以的,但遠期看,應按兩個要素市場加以完善。

二是建議明確增設“管理要素市場”或稱“企業家市場”。目前《意見》提出的五個生產要素市場中,并未涉及管理市場,存在一定缺憾。針對此,有必要加上“管理市場”或“企業家市場”。我們認為,企業家是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在國家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中肩負著重要使命。目前,國內有些人“錯把經理當官員”的官僚思想嚴重,亟需從國家層面推動企業家要素市場化,加大市場化選人用人力度,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11]】。健全企業家(或稱管理)要素市場,有助于建立企業經理人員“市場化選拔任用”機制。

(三)關于要素市場排序:建議將勞動力的地位置于首位

勞動力是各生產要素中最具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的要素,牽動其他各要素的優化配置,應當置于首位。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或稱為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它涉及“人的自身解放”問題。在各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或稱人力資源)是最活躍、最重要的要素。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市場迅猛發展,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也有所提高,但是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還存在“障礙人的自身解放問題”。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應著重抓住三大要點。(1)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暢通農民工落戶城市渠道,少數特大城市除外;(2)暢通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渠道,這涉及到“平等就業”問題;(3)完善技術技能評價制度。現在技能評價問題甚多,要暢通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自由職業專業技術人員職稱申報渠道。完善技術工人評價選拔制度,給一線勞動者提供通暢的“上升管道”。

在勞動力要素市場之后,可依次排土地要素市場、資本要素市場、技術(知識)要素市場、數據要素市場和“管理要素市場”或稱“企業家市場”,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要素市場體系。“管理要素市場”或稱“企業家市場”放在后面,這并不意味著其重要性就弱,而是基于“企業家”是企業各種生產要素的組織者、協調者和指揮者,是居于綜合地位的其他各種生產要素整合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指揮。”企業家就是樂隊指揮。

(四) 矯正“產權”的來源,變“賦予”產權為“承認”產權

各類要素的“產權”或權利是哪里來的?它是內在屬性,還是外在屬性?或者,直白地說,是上面“賦予”的,還是其自身本來就有的?這里面現在存在一些誤區。例如,有文章使用“賦予”產權的提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當的,很容易與官本位下的“恩賜”觀點相混同。應該喚起社會對各類要素的產權或權利的的尊重,建議用“界定”“承認”“確立”等用語,不用“賦予”二字,摒棄官本位下根深蒂固的“恩賜”或“賦予”觀。

基于這種認識,土地要素的產權是土地所有者或家庭承包者或經營者固有的,資本要素的產權是資本所有者固有的,勞動力產權是勞動力所有者固有的,知識產權是知識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固有的,技術產權是技術創新者和擁有者固有的(因此需要確立并健全“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切實落實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管理產權當然是管理者自身固有的。

至于數據要素的“數據產權”歸屬問題,比較復雜一些。我們建議,首先要界定“數據”的內涵,要防止狹隘化,它不只是政府統計系統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的“數據”,而是全部信息的總和;同時要建立健全“數據權利”體系,根據數據性質予以分類確權—護權:第一,對于有主體的數據,應明確該主體的所有權,完善個人信息授權制度,授權允許使用;第二,對于主體不明、采用脫敏技術處理或深入分析挖掘的數據,應對數據開發主體的權利“界定”并“承認”,這對于全面提升數據要素價值,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五)產權市場在現在的五大要素市場中放在哪里為好?

上面我們談的包含有企業家要素的市場六大要素市場中有“資本市場”。《意見》對資本市場提出了重要任務。特別重要者,有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包括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投資者保護、證券民事訴訟、多層次股票體系建設等制度);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包括穩步擴大債券市場規模,豐富債券市場品種,推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并探索對公司信用類債券實行發行注冊管理制度等)。我們建議,在資本生產要素市場部分,可以提出繼續發展并完善產權市場的命題。因為,產權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已有明確表述: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交易市場平列,同屬于資本市場。現代產權制度的第三要義是產權“流轉順暢”,目的是通過一定程序的產權運作(交易)使產權各種權能的所有人獲得產權收益。每類生產要素都有產權,都需要上市流轉,因此需要建立產權流轉市場,可以歸到非標的資本市場,未來的六大要素市場都能與此建立聯系,這樣,資本要素市場的作用就可以大大發揮。

四、產權市場發展的新趨勢與當前任務

(一)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央關于市場體系建設的精神實質

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在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之后,早就強調:“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2019年10月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上述兩段引文的關鍵詞是三句話:“要素自由流動”;“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我們必須在這三句關鍵話的前提下,來理解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這就是本文的要旨。站在這個高度上來認識產權市場與要素市場化配置,就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了。

(二)當前任務

結合中央的最新要求,如何抓住寶貴政策機遇,更好發揮產權市場功能優勢,從廣度(要素范疇)、深度(向內挖潛)和質量(高效公平)上做好要素市場化配置,產權市場大有可為。

1、廣度上向所有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進軍,開拓交易新領域

產權市場建立發展32年來,交易對象由企業國有產權逐步擴展,但是依然有局限性。中央《意見》為我們開辟了廣闊天地,拓展到勞動力、土地、資本、知識技術、數據和管理等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比如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首創者是貴州陽光產權交易所,自2014年12月投資成立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以來,先后推出2016年“數據星河”戰略、2018年“數+12”戰略。2019年3月宣布啟動增資擴股計劃,擴大股東陣容、打造數據交易“朋友圈”,增強核心競爭力,成為全球第一家大數據交易所。2019年12月山東產權交易中心投資并控股的省數據交易公司在濟南成立,大數據交易有了載體,成為全國第二家,這都是具有戰略前瞻眼光的創新探索。

2、深度上向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形成進軍,發揮產權市場新能量

中央《意見》指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要素價格機制”。目前,我國部分要素市場定價機制仍然不夠完善,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還有很多體制機制障礙,這不利于市場化配置資源,因此,需要深化要素市場價格體制機制改革。結合上述六大要素市場,要點是:(1)推進資本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機制和人民幣匯率彈性形成機制;(2)完善土地市場價格形成機制;(3)完善企業勞動者報酬和工資收入形成機制、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形成機制以及機關公務員工資收入形成機制;(4)完善技術成果的轉讓價格形成機制;(5)完善數據“數價”和信息使用費形成機制;(6)完善管理者(企業家)的“身價”形成機制等。

3、質量上(高效公平上)向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進軍,彰顯資本市場新功能

第一,按照“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的要求,下一步產權界應積極參與“健全要素市場化交易平臺”工作。重點是:拓展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功能;健全科技成果交易平臺,完善技術成果轉化公開交易與監管體系;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依法合規開展數據交易;支持各類所有制企業參與要素交易平臺建設,規范要素交易平臺治理,健全要素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第二,按照“完善要素交易規則和服務”的要求:下一步,產權界應密切關注研究制定土地、技術市場交易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推進全流程電子化交易;推進實物資產證券化;鼓勵要素交易平臺與各類金融機構、中介機構合作,形成涵蓋產權界定、價格評估、流轉交易、擔保、保險等業務的綜合服務體系。

第三,按照“提升要素交易監管水平”的要求:下一步,產權界應打破地方保護,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規范交易行為,健全投訴舉報查處機制,防止發生損害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失信行為認定、失信聯合懲戒、信用修復等機制;健全交易風險防范處置機制。本文第二作者早在10年前就寫作了《論產權市場信用風險防范》一文,對產權市場信用風險作了揭示,就產權市場信用風險規避和治理提出了對策建議【[12]】。

上述這些功能要求,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產權市場的基礎交易功能,而屬于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如何更專業、更優化、更高效、更公平的新職能。這對于已過“而立之年”、一直砥礪前行的中國產權市場來說,既是新的使命和挑戰,更是寶貴的發展新機遇,我們應抓住機遇,肩負起歷史的責任。

【本文作者:常修澤,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建立產權市場構想》(1987)和《廣義產權論》(2009)提出者;何亞斌,湖北產權市場創始人,中國產權協會原副秘書長、黨委原副書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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